当前快报:养老服务业财政政策现状分析，影响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要素有哪些？

在法律、行政部署的背景下，财政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力度丝毫不减，持续增大，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养老服务设施、机构、群体覆盖面等都有质的飞跃，财政在养老服务普惠及补缺间调整得游刃有余。

如2018年北京划定养老驿站等养老机构的财政支持边界，将水电取暖、场地租金等基本公共服务纳入财政范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使市场商“打折”失能、高龄、孤独老年人的专业性的服务，提升财政政策的实现效率，划清政策边界无疑能够助推养老服务业稳健发展。

(相关资料图)

政府市场分工明确

当前财政政策已然不单纯考虑城乡福利院和敬老院，施行“三无人员”和“五保户”等群体的补缺制度，而是不断走向多元福利的普惠财政，市场化现象明显改观。

资金来源主要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福利彩票公益金)和民间资本，采取财政直接投入(投资、补贴、专项资金)和财政间接投入(购买服务)并行，不仅有机构建设财政投入，还有运营财政投入和老年人补贴，围绕“居家、社区、机构、医养结合”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

养老服务需求供给方都能够从中获益，既有公办民办，又有公私合作，财政资金将能够实现在全覆盖、高效率的前提下，在保证特殊老年人服务的基础上，拓展服务到全体老人。

非主流养老服务范式得到发展

在关注主流养老服务形式的同时，财力稳步上升的现状下，可以参照瑞士“时间银行”，使闲散劳动力充沛到养老服务队伍中去，服务者通过服务为未来自身享受被服务储蓄“服务时间”，倘若服务没有使用，还可以继承，或是返回部分现金或养老物质。

也可以探索欧洲“待用咖啡”模式，客人通过在外消费(快餐、电影票、饮用水等)额外购买多出的份数留给贫困老者，设定位置留给需要的人使用，税务局也可根据个体、企业践行来衡量纳税等级，最终给予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正如产业政策理论认为的那样，税收优惠具备调低行政费用的优势，能够引导、培养幼稚产业健康发展。

城市养老服务业

养老产值占GDP比重显著提高，政府、市场、社会力量齐齐涌入，行政审批程序不断便利，公办民营、民办公助、PPP等合作方式越发强劲，2015-2020年，预计民办养老机构所占比例会从41.5%增至50%，围绕“吃穿住行健”的养老服务业将迅速发展，互联网、地产、医疗、科技、金融、旅游等养老跨界日新月异。

养老服务设施在“十二五”时期实现农村超过50%，城市社区全覆盖，特别是养老与护理、医疗、文化机构合作产生的服务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护理床位占比不少于30%，社区养老机构设施达3.5万个，同比增长34%，居家社区养老从基本服务拓展到助医、助餐、家政等其他服务领域。

城镇社区旧楼电梯改造，通常都采取“政府补贴，单位补助、住户出钱”的筹资方式，协商低层用户少出钱、高层用户多出钱、动用物业维修基金的合理做法。

农村养老服务业

农村继续探索，从老年农民手中按市场价格收购承包经营权及宅基地使用权，能够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完善农村土地退出机制，建立代际间土地收益分配，避免无地农民公平性缺失，农民就可以依靠这类资金进入养老院或购买其他养老服务，这无疑是土地财政对农村的二度解放。

北京推行共有产权房及老年人公租房显然也不符合推广到农村地区的实际，目前仅是乐成老年事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养老企业和购房者按照5:95分配持有房屋份额，40%面积公摊用于公共服务，产权归属养老企业，不论今后出租或转让，入住者必须年满60周岁，且要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

养老服务业的现实发展要素

“哪些人需要服务，哪些人提供服务”是核心问题，养老服务业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调整人口结构，生育率水平和预期寿命共同决定了行业发展。

2015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91096万人，占总人口66.3%，老龄人口增加后，导致各国政治投票与政策偏好发生转移，老年空巢、经济困难、伤残病亡等脆弱家庭不断增加，计生干部“罚款打折”也难以刺激生育，性别比失衡更会引诱犯罪，甚至威胁国防安全，何谈其他？

一、“全面二孩”对养老服务业的影响

(一)我国生育情况及影响

“低生育、低死亡、低自然增长”难以为继，也意味着未来养老服务价格提升，有钱老人也难以买到合适的养老服务，困扰了养老服务业的良性发展。

(二)世界生育政策环境

世界生育政策分为三类：俄罗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鼓励生育，中国、埃及、印度等国倡导计划生育，美国等国提倡自由生育。

(三)“全面二孩”的出台背景及过程

我国1973年实施计划生育，1979年开始加大力度，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二胎”。1980年前的养老主要依靠家庭。

政策难以踏出“超低生育率陷阱”和“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容易踏入内生意愿低和外生政策弱的陷阱，70后育龄女性生育权利回归不等于机会回归，难以摆脱性别失衡和少子老龄化，总和生育率无法维持在1.8-2.5之间，民族政策形成的多元生育格局还顽固存在。

鼓励生育不仅可以增加人口，也可增加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合理运用劳动力人口，才能够推动产业发展。

(四)生育财政政策十分缺乏

鼓励生育应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首选之策，OECD国家鼓励政策主要是：经济补贴、休假保障、女性就业和托幼服务，德法等国也走过低生育之路，并认为要走家庭去负担化、国家高福利之路。我国目前还属发展中国家，显然要通过自由生育、家庭福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相结合等方式重塑人口观。

生育可以提高养老服务业水平，让老年人过上舒适、安定的晚年生活才是民生事业应有之意。按照国际标准，15-44岁或49岁为妇女育龄期，人口性别比105以下为正常标准(我国2016年20-24岁性别比为109.62)，生育意愿、经济能力、生理条件是决定“二孩”的三个主要因素，“低生育文化”已然阻碍了人口及养老服务业发展。

显然，我国在生育补贴及个税“二胎”专项扣除等方面还十分缺乏。

计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本身就是一大笔钱，只能用财政补贴、政策去鼓励，而不应该去继续“割韭菜”。

二、延迟退休对养老服务业的影响

(一)延迟退休的必要性

2015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6.34岁，生育率降低导致劳动人口减少，2011-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2012年在2011年劳动人口占比减少0.1%的基础上，占比继续下降0.6%，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终结，更多老年人需要得到社会养老服务供给，延迟退休显然可以适当缓解当前的养老服务供需失衡，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留足时间。

(二)延迟退休的要求

延迟退休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代表工人的国际劳工组织与代表资本的世界银行分别对养老金替代率作过规定：1952年《国际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认为，养老金替代率应达到45%，世界银行研究课题认为，养老金替代率应达到70%-80%，才能够保障生活质量不会下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公开表示，延迟退休方案出台后将充分征求意见，经过5年过渡期，到2022年正式实施。按照退休年龄改革方案：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一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到2045年同时达到65岁。

(三)延迟退休的积极影响

法国和新加坡是老龄化风险最严重的两个国家，平均每2.2名在职人员养1位退休者，俄罗斯(2.4∶1)和泰国(2.6∶1)紧随其后。合理的数据是7.3人承担1位老人的开支。

韩国政府2000-2050年退休金支出占GDP比重从2.4%上升到10.5%，日本预计2025年两个在职劳动者供养一位老年人。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财政开支，增加在职劳动供养者。此外，延迟退休可以积极解决我国养老金“双轨制”、个人账户空转、国有资产账户划转等难点，促进非基本养老服务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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